毛泽东弟弟毛泽覃29岁牺牲，11年后，19岁的儿子毛楚雄被秘密处决

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着弟弟毛泽覃回到韶山上屋场，正月初八正好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冥诞，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大弟毛泽民、弟媳王淑兰、三弟毛泽覃、继妹（也是堂妹）毛泽建等人围坐在火炉旁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当时他们的父亲毛顺生和母亲文七妹已经去世，毛泽东建议大家都跟着他到长沙去读书和工作，做一些对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

至于家中的一切，房屋可以让给没有房子的人住，田地可以让穷人去种，能送的东西就送人，能卖的东西就卖掉，然后走出去。

毛泽东的话让大家很是动心，最后他还说 ：

在毛泽东的动员下，毛家人都离开了韶山冲，到了长沙，然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

要革命，就少不了流血和牺牲。

战场从来都是无情的。

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从闭塞的韶山走出来，并将家人也带了出来，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让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而牺牲：

这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毛楚雄，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准确来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的19岁生日。

他的人生是有憾的，他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毛泽覃，没有见过自己的伯父毛泽东。

而他的父亲毛泽覃牺牲的时候也只有29岁。

毛泽覃出生于1905年，比毛泽东小了12岁，比毛泽民小9岁。他读私塾的时候，毛泽东也刚到了长沙，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也因此，毛泽覃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之后，被毛泽东接到长沙，进入长沙一师附小学习。

他是毛家第一个跟着毛泽东到长沙读书的人，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也开始投入到革命中去，1922年就开始以学校教员的身份领导工人罢工，之后辗转各地领导工人罢工，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党员。

1927年，毛泽覃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主力在遭到失败之后，朱德和陈毅准备沿着闽粤赣边界向西转移，寻找立脚点。之后派原来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

毛泽覃化名“覃泽”，装扮成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前往井冈山，完成了朱德和陈毅交给他的任务。

毛泽东一方面派人和朱陈联系，一方面将毛泽覃留在井冈山战斗，并让毛泽覃到宁冈大陇去搞土地革命试点。

毛泽覃在乔林乡建立起了宁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等到朱陈决定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之后，毛泽东又派毛泽覃带着特务连去往湘南与朱陈联系。

可以说，毛泽覃是井冈山会师的重要联络人。

反围剿军事行动有成功也有失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战略突围转移，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转移，这都是中央会议决定的，有参加战略转移的，也有留下来继续战斗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面临极大的考验。

当时毛家兄弟三人都在苏区工作，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要跟着大部队转移，而毛泽覃和贺怡夫妇则继续留在苏区继续战斗。

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只有两岁，无法跟着大部队行动，因此也跟着毛泽覃和贺怡留在了苏区。

长征开始不久，苏区变成了白区，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被组织上安排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而区委书记贺怡因为怀有身孕无法和毛泽覃一起行动，被安排去赣州从事地下活动。

毛泽覃在离开之前，将毛毛寄送到了一个老乡家，将贺怡和她的父母送到了码头。

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次分别之后，毛泽覃、贺怡、毛毛三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彼此。

毛泽覃很快牺牲，毛毛下落不明，贺怡在建国之后去寻找毛毛时遇车祸身亡，当然这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毛泽覃送走贺怡之后，领着游击部队开始转移和战斗。

长征之后，留在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有两大主力： 其一就是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下属的红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其二则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领导的福建闽西红军和游击队。

两者加起来的兵力也不多，在极具优势的国民党兵力面前，他们要突围无疑是困难重重，而且国民党根据红军善于打游击战的特点制定了围剿策略，主要就是以优势兵力构筑一道道封锁线，打算长期围困我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万永诚领着4000余人与国民党展开斗争，采取集中兵力、正面硬拼的战斗策略，在兵力毫无优势的情况下，这样的策略自然损失极大。

损失有多大？当后来毛泽覃找到万永诚的时候，除去已经突围出去的百余人，只剩下了六百余人。

当时苏区的两大主力失去了联系，中央分局急需尽快将队伍中的老弱病的干部转移到上海去治疗，要去上海，则需要福建省委的帮助。

因为联系的中断，中央分局决定派富有山区战斗经验的毛泽覃带领一个连去联系万永诚。

毛泽覃此去有三个任务： 一是要传达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二是了解福建省委的处境；三是指导游击工作。

毛泽覃带领队伍很快突围出去找到了万永诚，但他虽然被项英任命为福建省委秘书长，前来指导游击工作，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将部队编成一个个机动灵活的小游击队，隐蔽保存实力，等待红军主力的到来。

但是面对国民党福建和江西的联合清剿，万永诚依旧采取原先的战斗策略，以至于部队最后剩下了不足三百人，万永诚终于决定采取毛泽覃的策略，将大家分成了三支小队，分别突围。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些人大部分都在突围中牺牲了。

毛泽覃担任第三支队队长，带领不足百人的游击队向武平、永定、龙岩方向突围。

人数少还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连日的恶战让他们精疲力尽，再加上补给跟不上，找不到食物只能饿肚子，真的是弹尽粮绝，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上国民党的大清剿行动，可想而知。

毛泽覃在突围不出的情况下只得转移到归龙山一带，并继续向北，寻找突围的机会，很快，他们到了瑞金县安治乡境内的黄鳝口大山中。

黄鳝口本身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国民党派兵分散驻扎在各村，各处交通要道上都是封锁线。

毛泽覃带领大家深入黄鳝口大山深处，虽远离封锁线，但不知道是有人告密还是被搜山队的人发现了，总之，国民党很快发现了毛泽覃等人的踪迹，并对其进行了包围。

彼时毛泽覃带领的游击队还有15人，4月25日，他们夜宿在一个叫黄田坑的村子里，4月26日一早，外面突然枪声大作，毛泽覃命令大家赶紧往后山撤离，而他自己则拿枪跑了出去，和敌人战斗，试图掩护游击队员们离开。

只不过，在那么多的敌人面前，毛泽覃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他能掩护别人离开，自己却根本没有机会离开，子弹射中了他的右腿、左腿，穿透了他的胸膛。

鲜血染红了脚下的草地，疼痛却没有让他放下手中的枪，他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所谓英雄当是如此，以一己之力掩护战友撤离直至最后一刻，后面，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毛泽覃牺牲后，敌人在他的身上搜出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以及一些别的东西，知道他是毛泽东的亲弟弟，这样的身份无疑让敌人欣喜若狂。

然而，于我党我军，毛泽覃的牺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让他的亲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贺怡是在五月份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的，当时是一个晚上，她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商量为游击队送一批急用药品上山，结果会开到一半，交通员王贤选带着一个同志闯了进来。

贺怡知道很可能有紧急情况，她看向王贤选，王贤选将一同进来的同志做了介绍，原来是陈毅派来的同志，他说 ：“有一个事情陈毅同志要我向你当面汇报。”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看到那同志的表情，贺怡一下子就想到了毛泽覃，并且她隐隐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她急切地问 ：“是不是泽覃出了事？”

那位同志将毛泽覃牺牲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贺怡。

贺怡不是没有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不管是她、毛泽覃，还是每一个革命者，在投入革命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当死亡真的来临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她有一瞬间的愣怔，随即低下了头，泪水夺眶而出，但她只是默默流泪，她没有时间尽情地宣泄心中的悲痛。

她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也面对敌人的搜捕，也在一次次转移，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再加上她和毛泽覃的孩子（贺麓成）刚出生三个月，她不得不将襁褓中的孩子贺麓成送到亲友家中。

刚出生两个多月就失去了父亲，三个多月就和母亲分离，贺麓成过早地体验了生离死别。

毛泽覃和贺麓成这对父子甚至都没有见过面，毛泽覃只见过身怀六甲的妻子，却没有来得及看到呱呱坠地的孩子。

实际上，毛泽覃没有看到的又何止是贺麓成这一个儿子，还有他另一个儿子毛楚雄。

毛泽覃牺牲的时候，毛楚雄还不到八岁，父子俩也从未见过面。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覃和身怀六甲的妻子周文楠分别，毛泽覃去参加南昌起义，而周文楠回到了长沙的家中，9月8日，周文楠生下了毛楚雄。

随着白色恐怖的降临，母子两人在长沙也并不安全，毛楚雄还不到半岁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

母子两人在监狱里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很快就都病了。

周文楠的母亲周陈轩和哥哥周自娱多方奔走，终于将毛楚雄接了出来，而周文楠也保外就医一个月，随后周文楠又回到监狱，而毛楚雄就由外婆和舅舅抚养，母子由此分离。

周文楠在狱中待了三年被救出之后就跟着部队到了湘赣苏区，一直到1936年才回到长沙，母子团聚。

在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周文楠和毛泽覃断了联系，后来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又在1935年牺牲。

毛楚雄是从外婆口中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的，彼时外婆不敢在他面前表露，只是晚上经常偷偷地哭，小小年纪的毛楚雄发现了外婆的异常，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才知道他的父亲牺牲了。

牺牲这个词太大，他无法真正理解，然而他知道自己的父亲被坏人害死了，再也不可能有见面的一天了。

他立誓 “继父之志，报父之仇。”

母亲回来之后并没有留在长沙，而是到了韶山毛氏公祠教书，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而毛楚雄则继续留在长沙在长沙市第十三小学读书，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长沙上空时不时有敌机实施狂轰乱炸，死亡离长沙的百姓时如此之近。

中共湖南地下省委决定将毛泽覃的亲属都送回到韶山，由此，周陈轩、周自娱和毛楚雄就到了韶山和周文楠一起生活。

回到韶山之后，周陈轩有意对毛楚雄讲述大伯毛泽东、二伯毛泽民忧国忧民的革命事迹，讲述姑姑毛泽建、伯母杨开慧、父亲毛泽覃为国捐躯的事迹。

这些事迹离毛楚雄很远又很近，他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接触过他们，但他们都是他的亲人，他们的事迹足以让他热血沸腾。

可以说到了韶山的毛楚雄，他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他热爱劳动，上山砍柴、下地插秧，在家里还要帮着大人做家务，到了学校则勤奋学习。

他先后在毛氏初小和思三小学读书，成绩优异，又早早确立了远大的志向，尚在学校中的毛楚雄就写出了不少气势非凡的文章，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虎父无犬子，少年出英雄。

毛楚雄等人到了韶山的事情很快就被毛泽东知道，当时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给毛泽东写信，就提到了这件事，他在信中说：

“令弟毛泽覃之妻周文楠、儿子毛楚雄、毛楚雄之舅周颂年（即周自娱）、外婆周陈轩住在韶山一带，由于搜捕频繁，他们常疲于奔命，东躲西藏，生活极其艰辛。”

毛泽东在1938年5月26日回信，说： “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

毛泽东还寄了20元钱给周文楠当做去延安的路费，让周文楠赶紧去延安，彼时周文楠在组织的安排下已经到了长沙，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直接去延安，一直到1940年才去延安。

周文楠离开之后，毛楚雄继续跟着外婆生活，应当说，毛楚雄就是外婆和舅舅抚养大的，即便是母亲周文楠见到他的机会也不多，更不用说抚养了。

周自娱又体弱多病，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周陈轩这个老人操持三个人的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原本毛泽东除了自己寄钱之外，还请组织上设法给周陈轩寄一些生活费维持他们的生活，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严峻，韶山和延安断了联系，党组织给周陈轩的生活费很难收到。

周陈轩不得不揽下更多的活维持生计，毛楚雄在读书之余，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农活，一家人倒也平平安安的生活。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5年，年满18周岁的毛楚雄听说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领八路军途经湘潭返回陕北，他和家人告别，决定跟着这支部队到延安寻找伯父毛泽东。

当毛楚雄找到王震，第一句话就是 ：“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我跟您的部队去延安我伯伯那儿。”

听了毛楚雄的话，王震很是震惊，他是认识毛泽东和毛泽覃的，而且关系还不错，但他并没有听说毛泽覃有这样一个儿子，但看到身材魁梧、穿着一身学生装的毛楚雄，他又本能的相信毛楚雄的话。

为慎重起见，王震一面热情接待了毛楚雄，一面派人与韶山地下党联系，看能不能确定这件事，通过韶山地下党反馈来的消息，王震得知毛楚雄确确实实是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

随后王震又与延安的毛泽东取得联系，告知此事，毛泽东自然欢迎侄子的到来，他电告王震将毛楚雄带到延安。

王震将毛楚雄编进了教导团第四连，他进入部队之后既没有搞特殊，也没有喊苦喊累，别的士兵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扛枪背背包，到了宿营地，也抢着挑水、打扫卫生。

最开始的行军是很顺利的，两个月之后，王震就带着部队进入了鄂豫皖边区，与李先念的第四军第五师会师，并组成中原军区。

此时毛楚雄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做宣传员，后来又在司令部电台学习收发电报。

1946年夏天，国民党开始破坏《停战协定》和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及第三十二执行小组调停的一系列协议，6月26日，国民党更是直接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我中原军区部队。

国民党要求我中原军区派出高级官员到西安进行和谈。

国民党并非是真的想要和谈，但为了表示我军对停止内战的诚意，王震根据李先念的指示，派出代表去西安进行谈判。

此次参与谈判的是跟随三五九旅行动的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张文津（对国民党的公开身份是我军上校参谋）和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化名吴毅）。

张文津和吴祖贻是原定的和谈代表，随后王震考虑到部队要长期留在当地打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战争是少不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去延安。

与其让毛楚雄一直跟着部队，不如让他跟着和谈代表去西安，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将他送到延安，这也算是不负毛泽东的嘱托。

所以王震给毛楚雄安排了一个警卫员的身份，化名李信生，也是和谈代表中的一员。

三人组成了一个和谈小队伍，他们临走的时候，王震特意叮嘱张文津和吴祖贻，等到了西安，就将毛楚雄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但是他哪里想到，三人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能到达西安。

三人在镇安县杨泗乡找了一个向导，是一个刚入伍的新战士名叫肖善义，四人向着西安出发，当四人到达宁陕县东江口镇的时候，胡宗南部队第一八一团第四连连长李清润就将四人扣了下来，“客客气气”请进了团部。

张文津将随身携带的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等都拿了出来，交给韩清雅验证，韩清雅在确定了四人的身份之后越级请示了师长，随后师长电告胡宗南，胡宗南又电告蒋。

蒋压根就不愿意和谈，所以他给胡宗南下了一个密电：就地秘密处决。

四人的结局就被这样定了下来。

1946年8月10日，胡宗南的密令下到第一八一团，团长命第四连连长李清润执行秘密处决任务，晚上，他将人带到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旬河岸边，然后派人挖了几个大坑，直接将四人推进了沙坑中，生生活埋了。

张文津一行四人自8月7日离开镇安县杨泗庙，8月10日就被秘密处决于宁陕县东江口镇，除了国民党的那些参与秘密处决他们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就这样失踪了。

但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王震着急了，他虽没有他们的确切消息，还是隐约知道了他们被扣留的消息，随即电告中央。

惊悉这一情况，在南京的周恩来和在北平军调部的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随后，8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为标题揭露这一事件，8月23日，中共在《新华日报》上也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

然而无论我党我军怎么抗议此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四人确实被国民党扣留了，甚至已经被杀害，而国民党根本不承认此事，他们对外宣称没有见过和谈代表。

所以张文津等人就这样悄无声息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牺牲如此仓促，如此残酷。

以至于很多年（一直到1985年）都没有人知道四人被害的真相，但我党我军对他们的牺牲，其实已经默认了，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牺牲的，在哪里牺牲的，又是何时牺牲的。

他们又哪里知道四人被活埋了？

谁也不知道，在被活埋的那一刻，他们在想些什么，尤其是毛楚雄，他原本想跟着部队去延安，和伯父团聚，然后投入到学习和革命之中去，然而，他终是没有见到毛泽东，就像他从不曾见过自己的父亲一样。

毛泽东一直在延安等着侄儿的到来，然而他终是没有等到。

1935年，毛泽覃牺牲的消息传进他的耳朵的时候，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不过才第七天，毛泽民从缴获的电台中听到了毛泽覃牺牲的消息，进而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沉默着，沉默着，仿佛不说话就能否认掉这件事，就能让弟弟再活过来。

11年后，他又获知侄儿毛楚雄生死不明（其实都默认已经牺牲了），他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那种悲痛，那种憋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然而他不能倒下，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为了国家和人民，他不能退缩，也无法退缩，所有的牺牲他都记得，而后化悲痛为力量，让千千万万人有一个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