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邓小平参观毛泽东故居时，给工作人员出了一道难题
来自：贴吧网友 更新日期：2024-04-28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带着一件特殊礼物——白求恩发明的肋骨剪——来到中国，这是继中加建交之后的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此，邓小平亲自陪同特鲁多。他们一起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并且先后前往郑州和桂林考察，还一起游览了漓江。七日之行结束后，特鲁多一行人从桂林乘坐专机经过广州回国。十八日，邓小平乘坐火车抵达长沙。这次，他决定前往毛泽东在韶山的故居看看。
来到毛泽东故居时，邓小平兴致很高。他先后参观了毛泽东父母、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的卧室，随后前往晒谷坪，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的菜地和稻田，最后前往毛泽东陈列馆参观。抵达陈列馆后，邓小平受到工作人员们的热烈欢迎，正当他与大家亲切地握手时，时任陈列馆革委会主任的龚固忠，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邓小平见状后，亲切地问道：听你的口音，你是韶山人？龚固忠回答说：我是湖南人，在韶山工作许多年了。
随后，邓小平出了一道难题，想现场考考这位故居工作人员： 长沙里手湘潭票，湘乡嗯呵作牛叫 ，这是什么意思？不过，邓小平的这道难题，并没有难住龚固忠，他笑着解释道：“里手”的意思是 内行 ，“漂”的意思是 骄傲 ，“嗯呵”则是湘乡方言中的 我 ，毛主席这句话是要告诉人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人的确不可骄傲。
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句方言是一句批评人的话，这主要是因为老百姓们并不了解毛主席。邓小平用如此婉转而聪明的方式，无意中透露出毛主席不为老百姓们所知的一面。毛主席是希望人们时刻记得：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的确，纵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生，谦虚二字始终是他们奉行的重要原则和宗旨，而师生传承则是他们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
生涯之初，两人经历颇为不同。毛泽东年长邓小平十一岁，一九一四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邓小平只有十岁，还在协兴乡初级小学读书。一九二零年十月，邓小平抵达法国巴耶男子中学读书，当时，毛泽东已经在湖南创办了共产主义组织。
当然，毛泽东并非从未有过留学的打算。当时，蔡和森和杨昌济两次致信毛泽东等希望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北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杨昌济还特别强调： 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便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同萧子升、张昆弟等人北上，但他并未参加留法预备班，也未进入北大预科，而是为了帮助同学筹措路费四处奔走。期间，他的谦虚和奉献精神让人印象深刻，罗学瓒评价他：此次组织预备班，毛润之出力甚多。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样选择，很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尽快进入 社会 实践，而非继续进行纯粹的理论学习。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谦虚并且具有奉献精神，而且比当时与他年龄相仿的许多人都更加成熟和自信。
毛泽东的这些特质，邓小平也具备。留学期间，他谦虚并且好奇地学习和钻研各种知识。当时，留法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选择深造。邓小平具备这个能力，但他显然对于 社会 实践更有热情。从克鲁梭到巴黎，从施耐德钢铁厂到旅欧共青团支部，邓小平的每个重大决定，都显示出他虽然远赴重洋，却时刻心系祖国，想尽快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心情，同时体现了他的成熟，因为他当时只有十七岁。
一九二七年，邓小平回国，前往西安，在国民军联军工作。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赶赴长沙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邓小平与张云逸等人先后发动白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第七军和第八军，以及左江和右江根据地。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的工作，起草了将近三万字的光辉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后来，又写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四年十月，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随同红军长征。期间，他始终贯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第五次反围剿让不少干部和战士产生不满情绪，邓小平顶住巨大压力，以身作则，一面坚决支持毛泽东，一面力所能及地开导一些干部和战士，带给他们信心和希望。
十二月十八日，黎平会议召开，与会人员深入讨论了红军的作战方针，与进军路线等重要问题，博古和李德继续坚持红军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进入湘西以北，与红军第二和第六军团会师的进军路线。毛泽东则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进军黔北，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地区发展。会议同时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和作战地点之选择，李德不再拥有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对于毛泽东这一正确的进军路线，以及会议重要决议，邓小平都予以坚决拥护。最终，毛泽东的主张被大家采纳，这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 历史 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调离《红星》报主编岗位，开始负责毛泽东等人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等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突破乌江，解放遵义。九日，毛泽东等人进入遵义。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等人住在一起，参与遵义会议的筹备工作，毛泽东生活之简朴，为人之谦逊，都深深打动和影响着邓小平。十五日，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为秘书，参加了遵义会议，做了大量会议记录。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随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之前因为王明错误路线而受到影响的一些干部，其中就包括邓小平。此后，邓小平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视，仅仅五个月后，就调任红军第一军团宣传部，直接进入作战第一线。可以说，邓小平生涯中的重要转折之一，正是毛泽东这位老师带来的。因此，邓小平后来说：毛主席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方面为了提高指挥作战效率，一方面为了梳理军事思想，撰写了许多著名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邓小平都读过。这些文章中的军事思想、作战思路等观点对邓小平当时直接领导的各种战斗，都有很大帮助。
比如，在于一九三八年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要把当时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高度，上升到战略高度。他写道：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例如，第一条认为，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选集》第三百九十五页到第三百九十八页）。从这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辩证法在军事实践领域内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
再外，第三条认为，建立根据地（十分必要）。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就解释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毛泽东传》，第二卷，第四百七十七页）。
一九三八年，邓小平在与刘伯承于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时，就充分秉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军事思想。二月，日军集中三万左右兵力，进攻晋南和晋西地区，先后占领了涉县、黎城、潞城、长治和临汾等地。这样，邯郸、长治线路以及向西延长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为日军运送士兵和作战物资的重要交通线路。为了阻止敌军达到目的，邓小平等人决定在涉县的响堂铺，打一场敌后伏击战。
从对这场伏击战的具体战斗部署，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的军事作战思想与毛泽东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例如，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强调，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 出敌不意 的程度比较小一些。由此可见，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 秘密 和 神速 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
为了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邓小平在战斗部署时，坚持两个隐蔽和一个突然：隐蔽行军、隐蔽设伏，以及突然攻击。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等人率领部队十分隐秘地向响堂铺行军，并且选择在三十一日凌晨进入伏击地区。从凌晨四点至早晨八点，几乎不见敌军，一些战士开始躁动。此时，邓小平十分沉着冷静，要求大家稍安勿躁，及时稳住了军心。以上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避免暴露，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进攻日军的突然性。
八点三十分左右，战机终于出现。大量日本部队从东阳关方向，朝着八路军伏击地区缓缓驶来。上午九时左右，敌军约一百八十辆各种车辆和地面部队完全进入我军包围圈，随着一声令下，伏击地区八路军排山倒海的火力从四面八方袭来，不到两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时，邓小平继续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见好就收，迅速撤离战场。果然，两小时后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响堂铺时，邓小平等人早已率军转移至远离战场十公里外的安全地区了。可见，邓小平严格落实了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思想的每一个步骤。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进行的正规战和运动战逐渐增多。一九四七年，邓小平在与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时发动的鲁西南战役中，继续严格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兵力，始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正规战还是游击战，毛泽东都反复强调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在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认为要完全达到这个（歼灭敌人）的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 集中兵力，是首要的和主要的 。
当时，如果不能以绝对优势兵力，快、稳、准、狠地突破敌军设置在黄河的防线，一旦敌人反应过来，则黄河天堑极难逾越。为此，邓小平等人严格遵循毛泽东集中兵力的思想，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十三个旅共十二万精兵，以突然、勇猛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六月三十日夜晚，一举突破敌军黄河防线。防线被突破后，顾祝同十分震惊，慌忙集结军队应战。然而，顾祝同的一系列用兵举措都被邓小平等人识破。最终，邓小平采用攻其一点、吸其来源、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方针，击败了敌人。
或许，邓小平在毛泽东故居里提出的那个问题，不是偶然的。作为毛泽东一生的学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定常驻于邓小平心中。
来到毛泽东故居时，邓小平兴致很高。他先后参观了毛泽东父母、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的卧室，随后前往晒谷坪，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的菜地和稻田，最后前往毛泽东陈列馆参观。抵达陈列馆后，邓小平受到工作人员们的热烈欢迎，正当他与大家亲切地握手时，时任陈列馆革委会主任的龚固忠，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邓小平见状后，亲切地问道：听你的口音，你是韶山人？龚固忠回答说：我是湖南人，在韶山工作许多年了。
随后，邓小平出了一道难题，想现场考考这位故居工作人员： 长沙里手湘潭票，湘乡嗯呵作牛叫 ，这是什么意思？不过，邓小平的这道难题，并没有难住龚固忠，他笑着解释道：“里手”的意思是 内行 ，“漂”的意思是 骄傲 ，“嗯呵”则是湘乡方言中的 我 ，毛主席这句话是要告诉人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人的确不可骄傲。
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句方言是一句批评人的话，这主要是因为老百姓们并不了解毛主席。邓小平用如此婉转而聪明的方式，无意中透露出毛主席不为老百姓们所知的一面。毛主席是希望人们时刻记得：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的确，纵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生，谦虚二字始终是他们奉行的重要原则和宗旨，而师生传承则是他们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
生涯之初，两人经历颇为不同。毛泽东年长邓小平十一岁，一九一四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邓小平只有十岁，还在协兴乡初级小学读书。一九二零年十月，邓小平抵达法国巴耶男子中学读书，当时，毛泽东已经在湖南创办了共产主义组织。
当然，毛泽东并非从未有过留学的打算。当时，蔡和森和杨昌济两次致信毛泽东等希望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北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杨昌济还特别强调： 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便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同萧子升、张昆弟等人北上，但他并未参加留法预备班，也未进入北大预科，而是为了帮助同学筹措路费四处奔走。期间，他的谦虚和奉献精神让人印象深刻，罗学瓒评价他：此次组织预备班，毛润之出力甚多。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样选择，很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尽快进入 社会 实践，而非继续进行纯粹的理论学习。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谦虚并且具有奉献精神，而且比当时与他年龄相仿的许多人都更加成熟和自信。
毛泽东的这些特质，邓小平也具备。留学期间，他谦虚并且好奇地学习和钻研各种知识。当时，留法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选择深造。邓小平具备这个能力，但他显然对于 社会 实践更有热情。从克鲁梭到巴黎，从施耐德钢铁厂到旅欧共青团支部，邓小平的每个重大决定，都显示出他虽然远赴重洋，却时刻心系祖国，想尽快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心情，同时体现了他的成熟，因为他当时只有十七岁。
一九二七年，邓小平回国，前往西安，在国民军联军工作。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赶赴长沙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邓小平与张云逸等人先后发动白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第七军和第八军，以及左江和右江根据地。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的工作，起草了将近三万字的光辉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后来，又写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四年十月，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随同红军长征。期间，他始终贯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第五次反围剿让不少干部和战士产生不满情绪，邓小平顶住巨大压力，以身作则，一面坚决支持毛泽东，一面力所能及地开导一些干部和战士，带给他们信心和希望。
十二月十八日，黎平会议召开，与会人员深入讨论了红军的作战方针，与进军路线等重要问题，博古和李德继续坚持红军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进入湘西以北，与红军第二和第六军团会师的进军路线。毛泽东则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进军黔北，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地区发展。会议同时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和作战地点之选择，李德不再拥有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对于毛泽东这一正确的进军路线，以及会议重要决议，邓小平都予以坚决拥护。最终，毛泽东的主张被大家采纳，这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 历史 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调离《红星》报主编岗位，开始负责毛泽东等人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等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突破乌江，解放遵义。九日，毛泽东等人进入遵义。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等人住在一起，参与遵义会议的筹备工作，毛泽东生活之简朴，为人之谦逊，都深深打动和影响着邓小平。十五日，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为秘书，参加了遵义会议，做了大量会议记录。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随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之前因为王明错误路线而受到影响的一些干部，其中就包括邓小平。此后，邓小平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视，仅仅五个月后，就调任红军第一军团宣传部，直接进入作战第一线。可以说，邓小平生涯中的重要转折之一，正是毛泽东这位老师带来的。因此，邓小平后来说：毛主席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方面为了提高指挥作战效率，一方面为了梳理军事思想，撰写了许多著名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邓小平都读过。这些文章中的军事思想、作战思路等观点对邓小平当时直接领导的各种战斗，都有很大帮助。
比如，在于一九三八年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要把当时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高度，上升到战略高度。他写道：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例如，第一条认为，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选集》第三百九十五页到第三百九十八页）。从这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辩证法在军事实践领域内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
再外，第三条认为，建立根据地（十分必要）。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就解释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毛泽东传》，第二卷，第四百七十七页）。
一九三八年，邓小平在与刘伯承于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时，就充分秉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军事思想。二月，日军集中三万左右兵力，进攻晋南和晋西地区，先后占领了涉县、黎城、潞城、长治和临汾等地。这样，邯郸、长治线路以及向西延长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为日军运送士兵和作战物资的重要交通线路。为了阻止敌军达到目的，邓小平等人决定在涉县的响堂铺，打一场敌后伏击战。
从对这场伏击战的具体战斗部署，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的军事作战思想与毛泽东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例如，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强调，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 出敌不意 的程度比较小一些。由此可见，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 秘密 和 神速 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
为了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邓小平在战斗部署时，坚持两个隐蔽和一个突然：隐蔽行军、隐蔽设伏，以及突然攻击。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等人率领部队十分隐秘地向响堂铺行军，并且选择在三十一日凌晨进入伏击地区。从凌晨四点至早晨八点，几乎不见敌军，一些战士开始躁动。此时，邓小平十分沉着冷静，要求大家稍安勿躁，及时稳住了军心。以上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避免暴露，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进攻日军的突然性。
八点三十分左右，战机终于出现。大量日本部队从东阳关方向，朝着八路军伏击地区缓缓驶来。上午九时左右，敌军约一百八十辆各种车辆和地面部队完全进入我军包围圈，随着一声令下，伏击地区八路军排山倒海的火力从四面八方袭来，不到两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时，邓小平继续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见好就收，迅速撤离战场。果然，两小时后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响堂铺时，邓小平等人早已率军转移至远离战场十公里外的安全地区了。可见，邓小平严格落实了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思想的每一个步骤。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进行的正规战和运动战逐渐增多。一九四七年，邓小平在与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时发动的鲁西南战役中，继续严格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兵力，始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正规战还是游击战，毛泽东都反复强调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在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认为要完全达到这个（歼灭敌人）的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 集中兵力，是首要的和主要的 。
当时，如果不能以绝对优势兵力，快、稳、准、狠地突破敌军设置在黄河的防线，一旦敌人反应过来，则黄河天堑极难逾越。为此，邓小平等人严格遵循毛泽东集中兵力的思想，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十三个旅共十二万精兵，以突然、勇猛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六月三十日夜晚，一举突破敌军黄河防线。防线被突破后，顾祝同十分震惊，慌忙集结军队应战。然而，顾祝同的一系列用兵举措都被邓小平等人识破。最终，邓小平采用攻其一点、吸其来源、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方针，击败了敌人。
或许，邓小平在毛泽东故居里提出的那个问题，不是偶然的。作为毛泽东一生的学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定常驻于邓小平心中。